今年以来，我国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步伐显著加快，行业整合“浪潮”正加速推进。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5日，全国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00家银行通过解散、合并或注销等方式退出市场，其中主要为地方农商行和村镇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仅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小银行合并解散的数量就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198家的退出总量。业内普遍认为，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地方银行的合并可被视为地方银行业提质增效、加速行业出清的重要信号。
天津某农商行总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期部分中小银行的解散、合并或注销更多是出于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考虑，本质上更多属于“技术整合”。
“总体而言，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仍需持续关注。”他直言，这类中小银行“合并潮”在积极重构地方金融生态的同时，也面临多项考验：一是员工薪酬的调整；二是组织架构的变化；三是企业文化的融合；四是经营方式及理念的转变；五是信息系统的整合；六是权责的重新划分；七是人员的重新安排。
国有大行加快入场 村镇银行化险提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截至十月中旬，各地监管部门批复解散的银行达180家、批准合并135家、完成工商注销11家，三类情形共计326家。
事实上，这一趋势与“加快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政策导向相符。9月22日，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到，“十四五”期间始终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首位主责，通过“一省一策”制定改革化险方案，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在线修复和市场退出等方式推进实施。目前高风险机构数量及资产规模较峰值已大幅压降，多数省份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
值得关注的是，村镇银行合并的发起主体机构类型从最初的城商行、农商行逐步扩大至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今年6月，工商银行率先获批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成为首家实施“村改支”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分别于8月和9月收购四川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青岛崂山交银村镇银行。
10月11日，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并设立三家支行的方案获金华监管分局批准，为该行年内第二例“村改支”项目。据各大银行2025年半年报，截至今年6月底，农业银行控股6家村镇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则分别持股2家和4家村镇银行。
业内普遍认为，国有大行参与整合，传递出化险加速的积极信号。虽然该类型机构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数量占比相对不算大，但大型银行的参与显著强化了风险化解实效，增强金融稳定性，为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银行业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小银行解散、合并或注销现象，这一趋势反映了行业“反内卷”与风险化解的加速推进，也标志着地方银行业“提质增效”进入快车道。通过市场出清推动行业从规模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已成为当前银行业改革的重要方向。银行体系正在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减量提质”，地方银行的整合不仅是数量上的减少，更是质量上的提升，推动行业从过去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竞争模式，转向以质量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开源证券首席分析师刘呈祥对记者指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但经营能力却有较大分化。部分中小银行面临盈利困难、资产质量不佳以及资本补充困难等现实问题。
“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小银行的加速整合有其客观必要性，一是‘反内卷’之下，大型银行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稳定信贷总量与融资需求；中小银行则应聚焦主业，避免无序价格竞争，引导银行恢复资本内生能力；二是从支持实体经济角度，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也有利于区域金融资源的整合优化，有利于形成金融合力；三是风险角度，目前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正有序化解，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也标志行业潜在隐患的消除。”他表示。
资产处置成为银行合并中的核心环节
中小金融机构合并的过程中，资产认定、债务划分成为了业界所关注的核心环节。
一位大型股份制银行东南部沿海地区分行行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当前银行整合过程中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业务整合，关键在于如何平衡‘省级统筹’与‘区域灵活性’；二是资产处置，历史不良资产的清收成效可能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头号任务；三是人员安排，这也是事关整体稳定的主要风险点之一。总体而言，当前的银行整合潮，是行业告别‘野蛮生长’的现象、走向成熟健康的必然阶段。”
最新案例显示，资产负债多由吸收合并后的银行主体来承接。10月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批复同意四川省内12家农村商业银行因吸收合并而解散，其机构、业务、资产和负债将分别由自贡农商银行、广元农商银行、广安农商银行及资阳农商银行承继，以确保金融服务连续性和客户权益不受影响。
不少业内观点指出，相较于业务布局多元、资金调剂能力更强的大型银行，部分地方性银行由于客群集中、业务结构较为单一，更容易受到当地经济波动、行业周期变化甚至个别大客户经营风险的冲击，推动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有助于增强其存款稳定性和流动性管理能力。
不过，前述天津某农商行总行人士对记者分析表示，“合并之举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地方银行的风险出清，反而可能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对收购方带来一定阶段考验，真正意义上实现风险化解，仍需来自银行从业相关方的长期多方合力。”
刘呈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合并银行由于吸收了被合并银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因此可通过合并重组实现快速扩表。比如，中原银行2022年吸收合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其总资产从7682亿元跃升至1.33万亿元，同比增长73%，跻身至“万亿城商行俱乐部”，步入万亿大行阵营，成为全省最大法人金融机构，位列全国城商行第八位；同时，总负债、总权益同比分别增长75%、50%。
关于被合并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他表示，一般情况下，被收购行有着不良资率高、拨备低、资本金不足等特点，合并银行需承担被合并银行的所有资产，包括不良资产及潜在的问题资产，因此合并银行的资产质量会面临较大压力。在合并重组完成之前，预先化解不良是通常的做法。而化解手段较为差异化，主要有股东、政府、AMC、市场等各方的参与。
股东注资是最高效的化解不良方式，一般需要新老股东合力。比如2018年年末，四川省委金融专题会议决定以四川金控为主导、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四川银行。采取老股东权益冲销、新股东溢价消化以及注册地承接的三种方法，合计有效处置了175亿元不良资产；若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较大，当地政府可出面以优质资产进行置换； 针对一些特殊案例，银行可将不良资产折价出售给AMC。
地方中小银行如何突围
除资产处置之外，在银行从业人员看来，合并吸收村镇银行的具体实践中，从业务整合到人员安排，双方银行还将面临哪些现实考验？
娄飞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村镇银行在被吸收合并的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一是业务承接与客户迁移。村镇银行的客户基础多为本地“三农”和小微企业，客户黏性强。合并后，客户需转移到母行系统，涉及账户迁移、服务对接、客户信任重建等问题。二是资产与负债的整合。村镇银行的资产质量参差不齐，部分银行存在不良贷款较高的问题。合并过程中，需对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确保资产真实性和合规性。三是人员安置与组织融合。村镇银行员工数量虽少，但其服务本地化程度高，员工流失可能影响客户服务质量。合并后，员工需重新安排岗位，融入母行管理体系。四是监管合规与信息披露。合并过程中，银行需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刘呈祥向记者进一步分析道，在盈利能力上，降息环境下部分银行合并重组或有可能加剧息差下滑压力。银行合并通常为“大吃小”，而大银行和小银行的营收结构差异仍然较大；比如小银行业务结构单一，利息收入占比远大于大银行。因此，在大银行合并小银行后，其利息收入的占比大概率会有提升，而非息收入的减少，在利率下行、息差缩窄的经济环境下，息差和营收的压力或有增加。
并且，由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的运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一定差异，合并后易产生摩擦，使得费用增加的同时效率未见明显增加，从而导致“1+1＜2”的不理想局面。主要原因是银行的合并重组并非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因此可能存在股东利益难以协调、市场化机制难以疏通、效率较为低下等问题。
面对地方金融格局的深度重塑整合浪潮，中小银行自身又该如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精准定位特色并实现差异化经营，从而在变革中成功突围、赢得未来？
前述股份行东南沿海地区分行行长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对于地方中小银行从业者而言，现阶段的关键在于转变思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可能需要重新定位”、从过去的“规模扩张”思维，转向“价值创造”思维，深度绑定本地经济，在服务的精度和深度上构建起“大行无法替代的”竞争优势。
天津某农商行总行人士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未来地方中小银行要实现突围，还需不断优化业务结构、走出差异化经营路线，在细分领域中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才能在与大型银行的市场份额竞争中确立自身优势。”
娄飞鹏认为，面对大行下沉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压力，地方农商行和村镇银行需通过深耕本地特色，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避免同质化竞争。首先是聚焦本地特色，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地方银行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深耕本地市场，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其次是强化数字化转型，打造轻型服务模式。地方银行可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如建设线上服务平台、优化移动端体验等。再次是探索“数字生态银行”模式。部分银行正在尝试构建“数字生态银行”，通过开放平台连接外部服务商，拓展普惠金融边界。最后是建立专业化普惠金融团队。地方银行可通过设立专门的普惠金融部门，培养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和数字化技能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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